《廉政瞭望》2014年22期
  官員容易得什麼病?
  文_本刊記者 徐浩程
  又一名官員死於“心病”。11月4日,廣東惠州市人大常委會正科級主任科員宗先忠,從18樓一躍而下。當場死亡。據南方都市報報道稱,宗先忠10月31日剛被確診為重度抑鬱症。
  近年來官員非正常死亡案例多發,死因大多指向心理問題。
  人食五穀雜糧,難免生病,官員也不例外。不過,當一些病癥源自特定群體中不健康的心理與生活方式,這就需要警惕了。
  官員作為社會公共資源的掌管者和支配者,對社會發展負有特殊責任。其身心健康,不僅是一個醫學問題,也是一個關乎執政能力建設的政治問題。
  易得什麼病?
  6月,北京市石景山醫院體檢中心醫生劉艷發表了一篇與官員健康有關的論文。研究的樣本是去年北京某區462名在職處級幹部的體檢結果。
  樣本中的體檢者,出現異常的檢出率為100%,其中代謝性疾病和心腦血管疾病等慢性非傳染性疾病患病率最高,如高血脂、高血壓、脂肪肝、高尿酸等。
  這些病幾乎是官員的通病。
  安徽醫科大學附屬省立醫院王曉玲通過分析2009年到2011年在該院體檢的3267名官員體檢結果,發現高血脂、高血壓、高血糖、冠心病、眼底動脈硬化等已成官員的主要病種。
  2009年發佈的《中國公職人員健康白皮書》披露,公職人員級別越高則健康狀況越差。領導崗位公職人員的體檢異常率高達98.5%,其中血脂異常37.8%、血壓增高18.9%、血糖增高10.3%、脂肪肝36.9%,這些都比普通公職人員高出5%-10%。
  這些疾病多與官員群體的工作生活方式相關,尤其是心理狀態。
  成都市某醫院醫生李勇告訴記者:“據統計,人生理上的病有50%—80%是由於心理因素引起的。不能說官員生理疾病都是心理引起的,但官場心理波動相對可能更強。”
  他解釋稱,“如果經常壓抑自己,身心不平衡,情緒低沉或者是容易被激怒就容易患高血壓。”
  過於忙碌、情緒波動大的人則容易得心臟上的疾病。他曾接觸過一名患有心臟病的官員,“本來交流得好好的,他突然會因為其他的事情發火,吼幾句一起來的人。吼完之後,又好像沒事了,情緒波動非常大。”
  廈門大學歷史系教授佳宏偉曾研究,清雍正年間,發現在當時官員群體中,患怔忡的人最多,死在這個病上的人也特別多。怔忡是指患者心臟跳動劇烈的一種癥狀,也就是現代心臟病的一種。這顯然也與當時嚴苛的官場有關。
  這些心理壓力放任不管,就可能產生各種心理疾病,“用怪異的行為滿足自己。”電子科技大學心理健康教育中心主任李媛告訴記者。
  典型的案例是已處極刑的巨貪、原河北經貿廳副廳長李友燦。他在短短20多個月,受賄4700多萬現金,一分都捨不得花。每次他到藏錢的小屋,就把現金一摞摞鋪在地上,“靜靜地欣賞”,於是便覺得“我滿足了,我現在終於有錢了”。
  對於官員的心理疾病,輿論關註較多的是抑鬱症。但國家行政學院教授胡月星曾對511名官員的心理狀況做過調查,焦慮癥狀、敵意、偏執癥狀、精神癥狀四種更為突出。其中正科級以及副廳級官員可能有心理問題的比例更高。
  當然,身體機能的異常狀態也會導致心理的變化,尤其是一些慢性病,會導致抑鬱悲觀等不良情緒。這些不良情緒又會對生理疾病產生不良影響,形成惡性循環。
  得病影響什麼?
  得病會影響工作嗎?這不能一概而論。
  很多官員帶病堅持工作,且工作成績突出。這樣的幹部,多年來一直是我們宣傳的典型、學習的楷模。
  不過,就普通人來說,生病,尤其是急重症,對工作確實有影響。
  湖南某縣一名官員就曾告訴記者稱,他所在縣藥監局局長長期患病住院,不得不由副局長代理其工作。
  與此相比,心理健康與疾病就複雜一些。
  領導需要具備決策能力和思考能力,一旦心理出現問題,這些思維功能就無法正常運轉。北京師範大學心理學院院長許燕稱,“你就會發現這個幹部越來越不勝任了,緊接著,就會出現逃避責任的問題,人在身心枯竭的狀態下,沒有力量承擔責任,會躲避、推卸責任。”
  2011年底,中央紀委等三部委也曾聯合下發稱,官員“因心理問題導致嚴重焦慮、抑鬱乃至非正常死亡事件,不僅給個人和家庭帶來不幸,也給黨和國家的事業帶來不利影響。”
  李勇告訴過記者一個真實的案例:某局黨組書記和局長鬧矛盾,都說對方有問題。“姑且不論兩人是否真有問題,這種人際糾紛說明這兩個領導心理多少都有點問題,敵意、偏執。”
  2人鬧矛盾的結果是,8年內這個局裡沒有提拔過幹部,結果整個單位矛盾四起、危機四伏,風氣都壞了。
  一名市級官員告訴記者稱,“上述如此激烈對抗、影響單位的例子在官場中很少”,“影響工作是一個很模糊的說辭,再加上官員考核本來就不能量化,是否影響工作就更難界定了。”
  那得病會影響仕途嗎?
  最新的《黨政領導幹部選拔任用工作條例》,也將“身體健康”的規定改為“具有正常履行職責的身體條件”。
  採訪中,這被相關專家解讀為:即便生理或者心理有一定的疾病,但只要不影響工作,具有正常履職能力,都不會影響提拔。
  有學者稱,在官場中,“抑鬱症”這三個字是絕對的禁詞,沒有人會主動提,甚至私下打聽也犯忌諱。因為組織有規定,患有抑鬱症的官員是不允許被提拔的。
  上述市級官員稱,他並不知道有這樣的規定。只有上述中央紀委等三部委下發的文件中提到,“考核幹部既要全面考察幹部的德、能、勤、績、廉,又要註意瞭解幹部的心理素質,重點看面對名利得失和進退留轉、承受較大壓力、遇到困難挫折時的精神狀態和應對能力”。
  文件還提出,“準確評估幹部心理健康狀況,並將有關信息作為選拔任用幹部的參考依據。”這目前還只在一些地方試點。
  不過,據說這些針對幹部的心理測評方式,正不斷被專門研究應試的人破解。
  承認自己心理有問題,在官場確實有風險。
  “不要說承認心理有問題,就是公開說心理壓力大,領導也會覺得你跟不上形勢和要求。”上述官員稱。
  北京市直屬機關一名官員直言,“承認自己有心理問題,就不得不放棄很多已經得到的東西。我即使感覺自己心理有問題,也不會去咨詢,因為沒有人能保證我這些隱私不外傳。我也不願意向家人或朋友傾訴,以免讓他們擔心,所以什麼事情都自己扛著。”
  生病也成籌碼?
  無論是對生理還是心理疾病,當下官員更能正確的處理。
  有觀察者告訴記者,現在社會更加多元,一些官員在官場感到身體和心理壓力不能承受時,可選擇的路徑也更多,“並不會像以前獃在官場不願走出去”。
  但有一些官員卻將病情作為仕途鑽營的工具,當做與組織討價還價的籌碼。生病隱瞞還是公開,都成了一種策略。
  中部一名官員就曾告訴記者,該省某局領導在局長位置上已經快兩屆了,省里準備將他調整到社科院去。在考察前,他就聽到了風聲,於是把自己的病情公佈出來,馬上到上海去治病。一去就是幾個月,讓組織部那邊的考察完全沒有辦法進行,程序走不動。最終他當年沒有調動。
  “這當然也與他背後活動有關係。不過第二年,他還是被調到政協去了。”上述官員稱。
  有些官員甚至將病情作為對抗組織的工具。
  剛落馬的山西省委常委、太原市委書記陳川平也是將病情當做策略的典型。
  他擔任太鋼集團副總經理時,與時任企業負責人存在矛盾。他知道自己的病情一旦公開,肯定晉升無望,因此一直在秘密治療。直到他出任總經理的事水落石出,才公開自己的病情。
  在北京做手術時,陳川平不僅有專門的護理團隊,連秘書、辦公室人員都帶在身邊。出手術室沒幾天,他就在病房聽彙報,做指示。一名太鋼集團人士告訴記者:“對這件事,不同的人有不同看法。有人說陳川平攬權,自己都病成那樣,還要遙控指揮;也要人說陳川平敬業,帶病堅持工作。”
  一名市級官員告訴記者稱,今年年初,某市市長在被“兩規”落馬上,就公開叫囂說,反正我已經得了癌症,命不長了,如果要兩規他,他就自殺。
  當地紀委並未受這種“狂言”的影響,按照程序對他進行了“兩規”。“後來也沒有見他自殺,還是捨不得。”上述官員稱。
  官員生病需要關註關懷,但官員生病也不會有特權。
  “出了心理問題,最直接有效的辦法還是進行自我調適。”李媛介紹,“心理學不改變外界,只改變內心。幫幹部們在官場現實中調整心態,合理化處境,讓他們覺得自己已經儘力,這樣就會心安無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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